卖淫和贫困研究：理性选择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基于2014年东莞扫黄行动的分析

Working Paper of Zhiyao M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摘要

尽管卖淫业具有社会学意义，但它与经济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预期关系仍然不明确。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县级《中国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将使用实证计量工具（例如OLS和采用综合控制方法的差异差异），探索2014年东莞高调的扫黄运动是如何影响区域贫困的。本文表明，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对卖淫和贫困的机理有明显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研究在短期预测和微观分析中吸取了理性选择理论的特点，并在长期预测和宏观探索中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研究思路和背景介绍

东莞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位于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是一座昔日的“世界工厂”，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此经商，而农村工人则在此就业。在2014年2月由6,000多名警察发起的反卖淫运动之前，东莞市952平方英里范围内的22家五星级酒店标志着性产业的繁荣。

2014年镇压东莞的卖淫业的行动严重地打击了城市商业和产业，包括酒店业，商店和饭店以及其他消费和服务业。成千上万人面临失业，不仅包括性工作者，而且包括相关产业链中的人。由于东莞被称为“东阿姆斯特丹的沦陷”，因此由于道德压力和公众批评，大量女性劳动力无法复职。此外，许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大大减少了。曾经热闹非凡的东莞城乡地区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转变，成为贫困的集中地。

由于性工作者的隐瞒和他们的隐私主观意识，基于野外实验对卖淫和贫穷进行公正的实证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2014年这项扫黄运动允许我们对卖淫对相关经济指标的影响进行反向评估。

研究设计

为了全面揭示卖淫业对贫困的影响，我的研究包括多维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2014年反色情活动前后的收入和就业数据，我的硕士论文将使用OLS统计回归来探讨卖淫业消失对个人收入和收入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选择妓女。为了探究卖淫业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将运用综合控制方法构建与东莞高度相似的反事实行政情景。然后，将县级《中国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与差异法相结合，以揭示贫困发生率，城乡收入差距以及非农业收入和就业受此扫黄运动的影响。

预期观点

我的预期观点是，即使由于反卖淫运动而导致短期内贫困回归和生产率下降，也将在长期带来减贫，为更广泛的受益者带来产业升级和区域繁荣。

理性选择理论下的卖淫与贫困

1）性工作是权利，是自由理性选择

在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性工作是权利，是特定条件下自由理性的选择。因此，东莞成千上万的妓女的聚集是由于这里的高收入、性交易的便利性、以及这些女性自己经过权衡利弊之后的主动选择。东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超过80%的劳动力都是流动人口。卖淫行业更是汇聚了全中国各地的妇女。其中下岗女工占比很大。黄和潘在田野调查过后，提出从下岗女工到“小姐”只是职业的平移，而不是如我们平常的想象，是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下移。也就是说，她们是在社会底层的各种行业中来回移动。他们的研究说明下岗女工转行做“小姐”既不是好逸恶劳，不是被迫或被剥削，而是市场逻辑下，底层女性基于生存需求的理性选择。即使考虑到很多性工作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处于绝对贫困线下，不能被归类于底层女性，他们也是因为考虑到该行业劳动回报率符合自己的偏好，理性从事卖淫行业。此外，色情产业的发达是因为这里的政策、贸易特点和流动人口劳动力的性需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色情产业，也是一种市场调节下的均衡结果。

2）扫黄行动打破了市场均衡，改变了需求和供给

因此，从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扫黄行动是利用政治性暴力手段打破了当时的市场均衡，改变了总需求和总供给。

第一，由于当地严格的警察监管和后续跟进，东莞的性工作者几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性服务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然而对于性服务的总需求取决于当地男性消费群体，短期内的下降幅度必然无法与供给相匹配。那么就会造成很多妓女被迫转向更隐蔽、更危险、更不可控的工作形式。对于妓女的收入、健康和安全造成极大冲击。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同样将会向左移动。东莞的支柱产业主要为制造业，包含纺织业、电子制造业等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业。由于2014扫黄行动的高调政治宣传，东莞被冠以“陨落的性都”的昵称，大量的女工因为担忧舆论压力而放弃东莞。男工出于让老婆放心的考虑同样不再把东莞作为第一选择。同样，由于大量相关产业如酒店业、零售业、餐饮业等产业和卖淫行业有着隐性寄生关系，他们的凋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有较大的影响。最终造成社会整体就业率下降，就业容量下降，劳动力市场萎缩。

第三，外资市场同样受到扫黄行动的冲击。2014年的东莞是一个典型的依赖外部投资的城市。它距离香港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距离深圳大约一个小时，先天的地理优势和相对低成本的地皮使得大量的外资企业在此设立工厂、子公司。然后由于这次扫黄行动，资本对于东莞未来的政治与政策前途感到悲观，大量外资撤退。对于本地资本市场产生负面效应。

3）偏好函数，不对称信息，摩擦成本，和负面影响

此外，在短期内，理性选择理论相信妓女的个人偏好函数是稳定且同质的。且我们可以假定短期内社会性交易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要恒定。因此，2014年高调的扫黄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卖淫问题，这些被迫失业的妓女将会转战其他城市、省份，进而形成新的卖淫市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家的高压扫黄宣传，妓女和嫖客和监管之间将会产生信息差。不完整不对称的信息将会造成市场价格失灵、妓女嫖客的健康无法得到保障、大量妓女返贫、区域生产力下降、监管更难落实等高昂的摩擦成本。这与我MA thesis的预期观点中关于卖淫对贫困造成的短期影响是一致的。

直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重新完成自我调节后，形成新的卖淫聚集城市，或整体隐蔽化网格化后，这些现象才会得到改善。这个短期过程中产生了无数的负面影响，且最终很可能并没有解决卖淫问题。在理性选择理论和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将卖淫产业合法化、规范化可能是解决其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更好的方法。

微观研究设计和理性选择理论

1）微观计量模型基于理性人假设

为了分析短期内扫黄行动对当地贫困状况的微观影响，我的论文将会假设卖淫者、性服务购买者、政府三方都是市场中的理性actors，或称之为agents。

2）OLS分析中三方的效用函数

同时在研究设计中，我的OLS分析将会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下的agent效用函数和constraints的概念，对每个actors做出如下假设。卖淫者的个人效用函数将由单次服务所得收入、对身体的劳损、被监管发现的风险这三个因素构成；性服务购买者则主要考虑消费价格、安全性、主观性服务体验；最后，监管者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指数、城市形象、社会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假设各个群体面临的constraints在短期内同样取决于市场。

3）僵硬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失灵

最后，我的论文在分析扫黄行动的短期影响时结合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概念。正是由于扫黄行动将重构了性交易市场，致使性工作者和嫖客之间的暂时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市场条件的短期失灵导致流动女性劳动力的贫困问题卷土重来。因此，本篇研究希望能为如何在解决卖淫问题的同时减少市场失灵的时间提供一些思路。

马克思主义眼中的卖淫和贫困

1）卖淫者的自愿理性和假性意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如果把卖淫这一行为归类到劳动工作中，那么对“性工作”的认识就应该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体制中的劳动关系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做过透彻的分析。他指出这种交换关系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述为两个自我拥有的个人之间进行的自由、 平等的和不受任何拘束的交换。但实际上，雇主和工人签订的交换契约“锁定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因此，卖淫者所谓的自愿理性选择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false consciousness。

因此，卖淫者不存在完全自我的理性选择。恩格斯在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卖淫时指出是私有制制造了性服务的提供者。“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说，卖淫者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剥削，为了追求市场定义的幸福和金钱，在同等劳动付出下而隐性地被迫从事卖淫业。潘绥铭基于他对中国性行业的长期研究，发现市场社会里的性服务行业强迫劳动的状况在减弱，女性的“自愿”从业越来越多。他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市场经济的老板都明白，自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更多。”

2）历史唯物主义和东莞的黄色产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人的性需求与欲望的关系、卖淫产业的发展都根植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私有制的延伸。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认为“人类必须有生产的条件，才能满足他们的种种欲望。” 因此，人的性和欲望总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经济所有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的。在封建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只有那些王公贵族才能够享受到类似于现在卖淫产业的服务。同样，由于统治的需要，家庭外的性行为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唾弃。但随着20世纪后期苏联的解体、避孕套的发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传播，性交易市场逐渐在经济发达、人口聚集的城市与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东莞之所以成为“东方阿姆斯特丹”，绝不是因为大量的嫖客与妓女无缘由地向这里聚居，而是综合了它的地理位置优势、政府为招商引资而采取的放任态度、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等各种因素的结果。具体而言，色情服务对于跨境投资者和管理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莞政府以外来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却拒绝新移民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发展模式造成了民工的性匮乏。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扫黄行动，这个利用政治手段打破当前卖淫市场均衡的行为，将会对东莞的未来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利用舆论和政策对色情产业进行严控，将会改变其在社会道德层面上的地位，进而压制整体需求与供给。

3）卖淫对人的异化和个人贫困陷阱

人的性需求在当今阶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繁衍后代；二是生理上和社会情感的需求。换句话说，理想的性生活要不是为了生孩子，要不就是在两情相悦下，满足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需求。然而，东莞的卖淫产业揭示了性交易对于人的性需求的异化。在中国民间，东莞卖淫产业最出名的并不是其酒店环境的豪华，也不是其卖淫工作者的外表和身材，而是“莞式服务”。

“莞式服务”把卖淫服务分为36个标准化步骤，采取ISO标准。事后根据性服务购买者的评价给予卖淫者相应的工资和奖金。“莞式服务”中性从业人员被称为“技工”，她们上岗前接受技能训练，只有当考核合格后上岗。 她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和与这个编号相对应的价格。价格是从业人员所拥有性资本的市场价值的体现。因此“莞式服务”是典型的泰勒制管理方式：标准步骤、时间控制、质量管理、事后评估、绩效工资。在这种纯粹的技术工作环境中，妓女和嫖客都摆脱了传统道德的压力。但是这极大地异化了劳动者本身的性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中，工人把自己作为劳动力的主人 与雇主达成雇佣的契约关系，因此，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劳动力。因此，这种标准化且物化的工资劳动是一种异化的劳动方式。

此外，这种异化将会使卖淫从业者掉入个人贫困陷阱。因为妓女普遍贫穷，她们为了追求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定义的幸福和金钱，在同等劳动付出下而隐性地被迫从事卖淫业，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东莞卖淫行业这套全流程的ISO标准化“莞式流程”无时无刻再利用产业规模化剥削妓女的价值。除了性服务培训，她们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引起自我人力资本的退化。因为她们被环境限制在消费主义的圈子内，就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许多赚钱的机会视而不见。因为妓女需要金钱和性产业的道德劣势，限制了她们的活动范围和自由，因而使其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日益边缘化。因此，卖淫行业的存在本身将会持续地对相关从业人员造成长期负面影响，使其掉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

4）禁止卖淫改变了base，解放贫困女性劳动力

严格的扫黄运动改变了社会的base，从而在长期解放了贫困女性的生产力并为其他健康产业提供生长空间。由于性交易本质上是纯服务业不直接生产任何物质，只是满足了嫖客的生理/心理需求。如果我们把卖淫当作是性工作者的一种劳动，禁止东莞规模化组织化的卖淫将会打破其中的生产关系，迫使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将自我的生产力转向其他行业。这一过程改变了社会的base，进而在长期影响superstructure，优化国家整体的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同时，将大量相关从业者从个人贫困陷阱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为这一群体的异化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

宏观研究设计与马克思主义

1）辩证思想的运用

在我的论文里研究设计中，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思想，关注贫困对于相关指标的长期影响和相互关系。同时，research design不只关注卖淫从业者个体和强相关数据更要重视对卖淫行业有间接影响的问题，比如当地社会文化、区域贫困禀赋、和流动人口动态等。

2）主要矛盾的探索

在辩证思想的基础上，我的论文将会重点研究经过定性分析而挑选出来的几个宏观变量，以求找到贫困和卖淫产业之间的主要矛盾。

3）政策的暗示：改良主义（合法化）的危害

从马克思主义分析，扫黄行动对于东莞贫困群体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将会对未来的政策有所启示。和很多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这类改良主义的危害性。很多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通过合法化、规范化来对卖淫这种社会存在进行改良。但是从马克思主要的角度分析，这种改良主义只限于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内与有关方面做一些调解，而不能解决大多数的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在另一方面，扫黄行动在客观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反对性剥削，进而反对所有压迫的一种抗争，即使它是政府发起的一种政治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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