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义和团”的胜利——评何新《希腊伪史考》
内容提要
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
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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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阿喀琉斯的愤怒》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朱庇特与西提斯》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慕尼黑的狄俄墨得斯》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海伦与帕里斯》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上一节中，我找来纸草写本这样一位哑巴证人，证明荷马史诗的传抄渊源有自。但作者除了荷马之后，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揪着不放，所以这里只好再费些唇舌，在纸草文献之外，说说亚氏著作的流传。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为更好说明，我先简要追述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由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无关紧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约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书中（13. 1. 54），提到亚氏辞世时，将其藏书（应当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记）和主持的学园托付给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继承。此人死后，亚氏的藏书就被人带到小亚细亚的Troad。由于接手这批藏书的人不事学问，所以只胡乱散放在家中。后来，帕伽玛（Pergamum）国王为建图书馆，广搜天下图籍，这家的后人怕藏书被官家征走，就把这批书埋于地下。这样一来，书籍不免受潮，又被虫蛀，所以严重受损。再后来，这家后人将书高价卖给雅典的藏书家Apellion。此人试图修补，将稿本誊抄在新卷之上，但传写中间，文字上不免又增了更多的讹误。后来，罗马执政官苏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主将）于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将这批藏书据为己有，并运至罗马。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苏拉列传》中又记，最后是逍遥派一位学者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编定目录，并公之于众。以上就是这段故事的梗概。
讨论如此专业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专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长文，题为“Roman Aristotle”（载于他主编的论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对于上面这一段古代记载，做了穷尽的考证。学界一般认为，最后在罗马编定亚氏著作的安德罗尼库斯，做了大量校勘、编辑的工作，在历史上首次推出亚氏著作的定本，并直接导致了逍遥派学说在罗马的全面复兴。巴恩斯却证明，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实远称不上亚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加标题、分章节、疏通文句），而不是对勘不同抄本，然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雠。和我们眼前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了西塞罗的全部作品，确定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究竟有何了解、熟悉到何种程度（46-59页），从而证明了在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着手整理亚氏著作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于学者中间，大家不必非要等到罗马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有一处，最后还是想提出来说一说。从正文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有“印度”、“印欧”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记号取代。这个字，字典中不收，连“字”都称不上，恐怕只能称为“符”。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小横，右边是偏旁“卩”。这个“符”反复出现，贯穿全书，赋予这部毫无结构可言的随感集一种独特的连贯性。连“印刷”的“印”字都印错了上百次的书，居然还能印行，这实在令人称奇。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秘密帮会在作怪。
附1
给被灌水的伪希腊史放水
《希腊伪史考》序
何新
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关于希腊历史的书上无不这样说：
“希腊文化是西方（欧美）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开始于爱琴文化，爱琴文化包括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希腊文化一产生，就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质……”云云。
殊不知，这些说法完全违背考古实证，也没有任何可资考证的可信史料作为支持。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长期以来，西方历史，世界历史，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巨大盲区。
例如希腊问题，这里必须指出多数国人、包括许多希腊史专家尚都不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的1000年所谓“黑暗世纪”（中世纪）里，多数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希腊文明，也几乎没有人懂古希腊文。
史学家都知道，研究历史，讲述历史，首先应当考订和证信史料。而关于希腊史，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所有描述希腊历史的西方史料，既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甚至也不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谓的希腊史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始史料的传说故事。希腊史只有神话，所谓的先史希腊，完全是一个无信史的幽灵国度。
有人说何新你何以敢妄论希腊史？——你读得懂古希腊文吗？
殊不知，研究古希腊问题并不需要懂得古希腊文！为什么？因为凡人们所知道的现存的所有“希腊名著和历史著作”——实际上没有一部是用古代希腊文字写成的！
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原著现今也没有一部还存在！所谓的古希腊文，连同其全部著作，在1453年亚欧交界处那个“东罗马”帝国（西方诡异地将其改名为所谓“拜占庭帝国”，这是欧洲人捏造出来的假名字）灭亡后，就也随之一起消失了。现在西方流传的所谓希腊名著——包括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早已不是古希腊文的原件。而且更为讽刺的是，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原件存在过。
其实西方人知道希腊很晚，而且是通过西部亚洲地区的东罗马人才知道希腊的。
伪造古希腊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可以说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再创造一个古希腊的文化运动。当时主要是意大利托斯卡纳——包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地区的银行家和共和国政客们为了反对教皇和天主教的独断统治，而需要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和传统来对抗。而古罗马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结合太过紧密，所以不合需要。因此共济会的思想家们才重新发现和创作了一套关于美丽“古希腊理想城邦文明和艺术”的故事。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希腊艺术作品，其实也是文艺复兴那些大师们冒名顶替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作：柏拉图和雅典学院
在文艺复兴前，欧洲文化界是通过十字军、东罗马人和阿拉伯学者的媒介，才知道古代似乎曾经有一个所谓的“希腊文明”存在，并且才有学者开始通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间接地学习希腊文（如诗人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开始了解希腊，也开始利用和炒作希腊这个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于希腊文献和文化的大规模而且有意识地伪造活动。这种伪造的目的，就是要为意大利新兴的资本主义城邦文明制造一个冒牌的老祖宗。
17世纪以后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批判的学术思潮，有人开始发现和揭露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这种伪造。于是19世纪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再度伪造运动，这次是考古学的伪造。伪造的方法，就是把荷马著作中的神话考古化和历史化，用荷马神话来解释考古挖掘的东西——例如出现在亚洲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数十个特洛伊遗址，就是这种神话历史化的产物。西方人甚至为此而不惜伪造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
20世纪以后西方学界继续进行这种伪造。这一方面是仍要给过去制造的希腊谎言圆谎，另一方面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有必要论证“伟大的希腊民主传统”是近代西方民主的渊源，证明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从而维护西方白色种族主义的“神圣”价值道统。
近代西方历史学在希腊问题上发展了一整套系统的作伪手法，包括：
（1）捏造一个希腊人的“海外大殖民运动“，从而制造了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岸建立”大希腊殖民地、大希腊帝国”的诡说。声称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诸城邦因人口饱和而向外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这种说法其实是把16世纪以后西方的大航海和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历史复制到古希腊历史中，既没有任何可信史料为根据，更没有任何考古实证作为为支持，是典型的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但是竟然流传极广，闻者皆信。竟然无人考证这种说法在人力上、技术上和军事上是否具有任何可能性。
西方在希腊学中制造这一伪说的真正目的，是以伪造的地理和民族概念，模糊在古代历史上莫须有的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本身，以便把小亚细亚地区、埃及地区以及腓尼基人和早期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文明都笼统地包装到所谓的“泛希腊文明”中去。
（2）模糊本土希腊和希腊民族的概念。实际上，西方学术从来不敢对希腊人、希腊地理概念和古希腊文字语言作出概念明确的界定。
究竟希腊人是谁？是有色人种还是白色人种？古希腊人究竟讲什么语言？所谓的古希腊文与今天的希腊文是否一回事？二者有连续演变关系吗？历史上区区不过1——2万人口的小小雅典城邦人，难道是所谓的“大希腊”或者“泛希腊”范围中上亿复杂的种族、民族和人类的祖先吗？？？
（3）凭空制造一个“希腊化”或者“大希腊”的伪概念，从而把诸如马其顿人这种原不属于希腊人的种族与希腊民族混为一谈，等等。总之，全部可以搞成一锅粥，一勺杂烩，以便于掩饰各种学术谎言和伪造。
（4）凭空制造一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拜占廷帝国”的伪概念，来模糊化或者直接抹掉建立于亚洲欧洲结合部主要领土在亚洲（包括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东罗马帝国对于欧洲文明的重大影响。
我最近查阅了许多中国人翻译的希腊题材书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其实都是第三手货色——也就是说完全是转译自英文的。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已故著名翻译家苗力田先生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客观诚实地告诉读者——他所翻译的所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目前还并不能证明它们确实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的原作，而是文艺复兴前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从阿拉伯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著作转译而来，然后再转译成英文——再变成中文就已经是第三手的转译了。
至于其他那些什么希腊学的名著译作，基本都有故意隐瞒真身的冒牌货之嫌——因为多数译者并没有向读者表明货物的原产地并不是出自希腊的原作，也不是能够核查其身份和原文的直译，而只是来自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间接翻译。这些译者很少认真考证一下这些著作的真正出处（原产地）究竟是不是希腊。
其实，坊间所谓的希腊名著，基本上有一本算一本——全部都是出自文艺复兴以后，从各种复杂渠道来到意大利威尼斯或者佛罗伦萨的转手货，包括希罗多德、休昔底德、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所有那些耳熟能详的希腊学名著。
所以，也许你已经翻译过、或者阅读过无数关于荷马、休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只要此前你并不知道这些书中的许多内容是靠不住的灌水货色，那你译了也是瞎译，读了也是白读。
希腊是一个问题！——就连古希腊人到底属于什么人种，究竟是亚非移民还是欧洲移民，是纯白种人还是地中海蒙古种（有色人种）目前都还难以弄清——那么侈谈什么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岂非扯淡？！
因此，对于希腊问题一切讨论的要点，首先就必须证明目前关于希腊所知的所有那些书籍文献——包括荷马、休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的著作，确实是来自希腊人和作者本人的著作，也就是必须先为其验明正身。其次还需要证明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未曾被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翻译者和编译者注水，证明它们不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出笼而用来托古改制的赝品、冒牌货和伪造品。
事实上，关于希腊的许多历史文献的确存在被伪造或者后期加工的可疑性。希腊古代根本不成其为国家，希腊本身从来没有古代中国那种国家修史的传统，没有留存下任何真实可信一而贯之的古代文献和历史，能够像中国的二十四史等历史文献那样世世代代不中断地传世。
因之，这些二手、三手文献中关于古代希腊的种种记载描述都是高度不可信的——例如关于大希腊的殖民地问题，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大哲学体系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在本书中会有初步的揭示和讨论。
那么，任何人要反驳我，要证明那些关于古希腊的传说、神话和记载确实可信，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请先提供这些著作的原作和“出生证”，请审核查明这些文件的始末出处，从而证明这些文献本身确定没有被灌水。
而我却发现，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几百年来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西方人至今无法证明关于荷马、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原始可信性。连《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权威的集体著作也不能不承认确实存在一个“荷马问题”——荷马究竟是谁？是否真实存在过？这仍然是问题——那么，凭什么要我们相信关于希腊的那些历史和文化传说是可信的？
实际上本书中列举一系列连锁证据，足以证明西方近代关于希腊的史书甚至包括考古内容中，有大量的伪造、赝品和水分。这也就是我近期之所以敢于开博设论——对全部希腊伪史问题提出一系列重大质疑、否证和批判的根据。
有人问，你对希腊历史做这种质疑究竟是什么目的？
很简单，当我研究中国古史时发现，我们中国的历史在百年之间曾被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疑古派，用各种放大镜和显微镜吹毛求疵地审了一个遍，目的就是把曾经伟大辉煌的中华古文明论证成垃圾和虚无——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据实考证方法来考问一下他们西方的历史呢？
本书是一个尝试，就是要看看能否打破某些人长期以来不断鼓吹和灌输的对希腊文化的崇拜以及对西方史学意识形态的迷信！是否可以由这里开始，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在西方历史面前并不必那么自卑和鞠躬顶礼——过去一些年（包括早年的笔者本人）曾经做过的那些什么东、西方文化比较，现在看来多数是扯淡！以往人们心目中高不可攀、神奇无比的那个伟大古希腊确实只是一种“神话”而已。真正的希腊地区文化，其实不过是窃取或者说承袭了小亚细亚地区（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和腓尼基人）的文明成果的二手货，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类如雅典城邦文明的东西，多数则是假冒伪劣的灌水货。
近代西方史学及所谓希腊学的许多“考古”挖掘也是可疑的，不乏伪造、造假、吹牛、撒谎、诡辩，甚至包括著名的、被许多公知认为是无上“权威”的《剑桥希腊史》、《牛津希腊史》——其中许多东西也都是为某种宗教和神话需要服务的，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有不少是为幕后财团或者利益集团的需要服务而订制或者编制的。总之，历史学的确不是一座纯净、透明、圣洁的什么象牙之塔。
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讲过一句著名的名言：“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宗教。”（这个说法其实严格说是个错误，因为西方的宗教不是来自希腊人而是来自希伯来——犹太人。）
也许传说中的希腊的确很美好。可惜历史上真正的希腊并非其然。美丽的传说希腊并非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而只是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一个虚拟的海市蜃楼而已，如同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也是一位出身本末不明而被整容过的人造美女，是被包装出来甚或冒名顶替的。
这本书中的多数文论出自笔者的博客，有些文章是一时即兴的随笔之作，甚至未脱火气和土气。但我想就有意保持其原生态吧。这本书只是对于希腊伪史的一个初论，而只要精力允许，我以后还会陆续发表其续论和三论——这也是我对西方历史学的一次挑战。如同我过去的所有著作一样，本书的论证不可能没有某种失误——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多年思考也足以使我确信，我所挑战的主要方向是正确无误的。
那么，正如小亚细亚的寓言家伊索的名言——“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吧！”
就让我们从希腊开始，来重新寻求世界历史幕后那些一直被掩盖了的真相吧！
何新
2012年10月5日记于北京
附2
《希腊伪史续考》序言
何新
选自“何新老家伙”的博客
1
两年前我出版《希腊伪史考》，其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心下战书，向已经堆积如山的中外希腊伪史叫板和挑战。
出版以后，我感到颇为寂寞——除了有个叫高峰枫的博士在一个小报上发出一篇自命不凡的谤文，竟没有见到像样的反驳和回应。
其实，我的这两部书《希腊伪史考》及本书，以及包括我近年的一些共济会探讨（《统治世界》三卷）都是成编于我近年在网络的“何新博客”中随感而发的一些随笔和散记，算不上很严谨的学术考订和论文。发表及出版之，不过是欲以愚者一得之见，引起讨论，从而探讨学术界的未知或鲜知之境，期待的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令我感慨的是，对于世界历史，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基本无知。我说的知识界包括一些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所以空谷足音，竟少余响。而坊间诸多有关西方历史的史著，不过是对西人著作翻译及东施效颦的低水平解读而已。
50 年代后曾以“五阶段论”描述世界历史进程及规律，据以构造世界历史体系而谬说殊多。90 年代后的主流历史体系，则是模仿剑桥模版而构筑的另一套伪史体系。例如目前大学中讲授关于早期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及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基本都是不可信的伪史。中国史学界至今缺乏对西方历史文明独立思考、批判及寻求实证的能力。
2
其实西方主流说法也承认：伯利克里之前，所谓希腊文明其实是环地中海文明，地域包括西亚、北非和南欧，希腊半岛本身并不突出。
但是据说自伯利克里之后，雅典建立城邦民主制度而进入全盛期。以希腊语言文字汇集了亚非欧各地文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高峰。由于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亚洲远征，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遂向东方扩散而形成所谓希腊化时代。这是一段颇令“雅利安人”自豪的西方文明的早期历史。许多言必称希腊的国人也顶礼膜拜之。
而我的观点则认为，上述说法全不可信，原因是既没有可信第一手史料为证，也缺乏考古实际证据。
关于希腊历史之妄说，余之《希腊伪史考》已有讨论。我所质疑的基本问题是：
——所谓希腊文明，究竟是哪里的文明？是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半岛的文明吗？
我的结论是：实际上，多山贫瘠的希腊半岛并不存在发育辉煌古代文明的条件。其残存的少量建筑与文物都不是本地原生态的首创文明，而是东方埃及以及小亚细亚文明的边缘传播次生态文明。
语言学证据表明：希腊本非国家或民族之名，而是一泛地域之名，其中心不在爱琴海西之雅典，而在地中海东岸之小亚细亚。
而在泛小亚细亚以及希腊半岛以及巴尔干地区，历史中没有存在过统一的希腊国家（所谓希腊殖民帝国），在希腊半岛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具有文化纯一性的什么“希腊民族”——这就是全部希腊历史问题之所以可疑的要害所在。
因此，所谓古希腊文化，以及所谓荷马史诗的考古发现地域，实际都是泛指小亚细亚地区而不是希腊半岛的古代文明。以至于荷马、泰勒斯等众多所谓“希腊贤人”，都既不是希腊半岛人更不是雅典人，而是地中海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人。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麓的马其顿民族（来源至今说不清），也不是什么希腊人。
此论貌似石破天惊，但是有一系列铁的事实为证而支撑，虽然令许多崇信希腊“神话”的精英气愤怒骂，但却颠扑不破，无法否证！
3
本书是《希腊伪史考》的续编。此书所讨论的是，不仅关于希腊古史问题，其实国人想象之古罗马史也多为误解与谬说。
国人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存在至少两个罗马帝国（实际历史中的罗马帝国还远远不止两个）。一个在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即旧罗马。旧罗马被蛮族和匈奴所灭。一个在亚洲（小亚细亚，今日属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即东方罗马帝国），史称“新罗马”。而后者（亚洲罗马）是一个千年帝国，比前者的存在更悠久，影响更深远。这个罗马被十字军破城掠夺，后来灭于穆斯林突厥人之手，建立奥斯曼帝国及近代土耳其。
但是因为这个罗马是东方亚洲的罗马，西方近代冒名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僭伪的罗马）史学家，就凭空（根据神话传说）编造一个“拜占庭”的名字为之改名，把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的所谓“拜占庭”帝国作为新罗马或者东方罗马的正式学术名称。手段之卑劣可笑，殊为惊人而不可思议也！
4
西方主流史书大谈特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却普遍讳言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完全来自东方罗马。
1204 年4 月，来自威尼斯、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第四次十字军骑士们，对于东方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场疯狂血腥的屠杀，随后对这里的东方文化、艺术品和图书进行大劫掠，这是无数东方财富和文化瑰宝向意大利半岛的大搬运。由此之后，才有所谓——“重新认知希腊罗马”，即席卷数个世纪的意大利、法兰西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统治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新兴城市共和国的梅蒂奇等银行家族为宗教和政治的原因，雇佣学者大规模伪造古希腊主要是雅典共和国的历史、神话和艺术。但19 世纪以后新的考古实证越来多，被诸多谎言虚构包装起来的希腊雅典故事，日益找不到可信文献和实证支点，谎言要露馅。
以故19 世纪西方历史家就编造出一系列什么“泛希腊文明”、什么“环地中海希腊文明”什么“希腊化”一类莫须有的以希腊为中心的名词，模模糊糊地凭空制造出好像曾经存在一个文明灿烂、辉煌，以雅典城为中心，幅员覆盖亚欧席卷小亚细亚的“大希腊”的印象和概念，似乎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大希腊国家——从而把莫须有的希腊雅典的伪文明史与古代文化哲学的确十分发达的小亚细亚（今日中东及土耳其）地区的历史相联系和接轨，以便圆这个谎。可惜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大希腊国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问题的核心要害是四点：
1. 历史上雅典人从来没有实际占领或控制过小亚细亚，凭什么把小亚细亚地区说成希腊殖民地？
2. 有说法说伊奥尼亚人有些（据说有一个多利安部落？）到过雅典——是希腊复杂人种民族的一支（？）。但这种说法只是推测传闻并没有可靠史实根据。就算此说可以成立，那也应当说雅典是伊奥尼亚人（生活在小亚细亚中近东地区的古民族）的殖民地，而非相反。
3. 伊奥尼亚人并非起源在希腊地区更不是雅典，他们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腓尼基民族？硬要把伊奥尼亚人的历史、传说与雅典人的历史传说扯到一起，就犹如韩国人把高句丽人的历史与华夏族人的历史扯到一起，然后说韩人祖宗是中国人的祖宗一样荒谬！
4. 把古希腊时期的雕塑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相比较，会发现这两个时期的雕塑题材几乎完全相同或相似，雕塑的手法也是几乎完全相同，雕塑选用的石材仿佛出自同一个地区，感觉不到这两个时期相隔近2000 年。有些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作品同古希腊时期的雕塑惊人相似，这些作品仿佛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5. 最重要的是：希腊及雅典并没有遗存下中国24史这种国家系统保存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成文历史。希腊的几乎全部所谓历史、神话、文论包括哲学、艺术作品，都并非原物原貌，而是文艺复兴时期据说从中东地区被十字军重新“发现”、抄录和经过复杂语言辗转编译的。其中绝大部分资料据说来自当时已经被毁灭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这就为一系列作伪、伪造、伪托和改编，提供了非常宽大的空间。
5
20 世纪初胡适及顾颉刚搞出一个古史辨学派，七考八考，把中国的史前传说包括三皇五帝夏商周都几乎考成虚无。可是标榜科学实证的西方却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专业考据古书、古史和神话真伪的“古史辩”派。所以诸多神话传闻都成为希腊罗马的信史，“层层叠叠的谬说、神话被不断累积”起来。中国的无脑精英则对之顶礼膜拜，奉为神圣。
我本来有志深入史料，然后予以一一揭露。我自30 岁（1980 年）闯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如同一头莽撞之牛，在人文社会学领域横冲直撞30 多年，摧枯拉朽，大破大立，立新论多多。一路走来，我遭遇到许多骂我的侏儒，但是，却一直没有遇到能击败我的对手，以至连正面交手的对手都很少。30 多年来，在学术上正面论战过而数得出名字的不过斯维至、矢吹晋、高峰枫等区区数人。但交手也不过仅一个回合，我意犹未尽，对方却已经哑炮，沉默而消遁。于是战场中只留下我，荷戟傍徨，好不寂寞。我本来想再治学20 年，因为还有一系列研究未得完成。但是可惜已经力不从心。
近年我连续遭遇重病，不得不屈服于天意和命运。现在只能认输，主动退出，不是因为战败，而是由于身体原因，我已无力完善旧论，补充考证。
我甚至难以亲自编撰本书，只能主要委之助手。这个短短的序言，也写了半个月。此书及以上所论都是不完备的。我寄望于后人，还会有那种学贯中西而敢于破除迷信的思想锐士，把我所初步理出头绪但未能做完的学业继续推进，使历史真相大白于人间。是为序。
何 新
201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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